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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召与感应——卡拉瓦乔的绘画作品《圣马太蒙召》

     一位名叫利未(Levi)的,是个税吏,他的行业为人们所看不起。一天,他坐在税关上,耶稣(Christ)走来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路 5:27)耶稣收他为门徒,后为圣马太(Saint Matthew)。

     卡拉瓦乔(Caravaggio 1573-1610)于1597年接受了红衣主教德尔·蒙泰(Cardinal del Monte)的委托,开始为罗马圣路易吉·迪·弗朗西斯教堂(Church of San Luigi del Francesi, Rome)内的圣卡特琳小礼拜堂(Contarelli Chapel)绘制一幅题为《圣马太蒙召》(The Calling of Saint Matthew)的巨幅油画。

     画面上的利未和他的伙伴在一间陋室中围桌而坐,正在数落着一天的收获,一束光线照射在他们身上;耶稣和门徒彼得(Saint Peter)一道走了进来,耶稣的身体和面部处于半遮挡的状态,头顶一轮暗示神性的光环,伸出右手召唤税吏利未;利未被这突然的指令所迷惑,或许是门外突然射进来的光线使他晕眩,他身躯微微后仰,把手指向自己,似乎在说:“谁,是我吗?”因为他的右手仍放在那一堆在耶稣进来之前正在查点的钱币上。

     画面表现的事件瞬间前后所发生的行为联系可以被轻易地、可信地从画面的安排中观察出来,画面的视觉组织亦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带动一个事实:耶稣的双脚已经不容怀疑地在向门外移动,利未也必然会站起身来,跟随耶稣而去。节奏的控制处于画面构图和人物动作的调度之中,借助无声的绘画语言把个人流于迷惑、渴望指令和必须决断的性情呈现眼底,埋在心中。蒙召的事件是生活中时时出现的场景,每每呈现眼前,往往视而不见,在心中收紧,又在眼前放弃:艺术家让这个场景回到眼前——留心感召。

     耶稣的不期而至以及指令性的举动肯定会在世人中间引起不同的反应。画面中左边的两个赌徒正聚精会神地查点着钱币,一心聚赌,甚至不会注意耶稣的亲临。画面居中一位面对观众的少年把身体靠向利未,意欲在现实中人寻求庇护,不曾想现实中人也需要寻找庇护。背对观众身佩长剑的一位少年,倾身向前,信守自我的戒备之心会轻易地做出争斗之举,使徒彼得出手点化:不要人气太盛,会有奇迹发生。

     艺术家的创作似乎是自由的,根据所知所感再加上自身的情况完成画面,以求视读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合理性和可能性使得艺术创作是不自由的,艺术创作对应的是相应的指令。只是人们习惯夸大艺术创作的自由度,隐匿指令的强制力,即使人们相信艺术家依附内心可能的制约,也往往同情艺术家屈服外来的合理的限制。非此即彼的一元论世界观构成艺术家的神话,世界是由多元的实实在在的因素和解而成,人们在生活的现实中会收到许许多多的指令,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即是其中之一,只能保持留意感召的心态一一应对,因为许许多多的指令很可能就是人类领受感召生发的形式之一。生命不庇护人气太盛的自我,只保留自我的奇迹发生。耶稣从外面走了进来,屈指所向的动作使人们联想到米开朗基罗那幅著名的天顶画《创造亚当》中的亚当之手。神授人意可以解释社会的结构建立在指指相扣的指令之上,只有被指令的平等,否则世界只剩下一个不平等的心态,越奋斗越扭曲。问题不在于指令,不能没有指令,问题在于人类有没有一个生命之外的感召?不要苟求委托人的要求,不要夸张艺术家的不合作。卡拉瓦乔过于平民化的描写确实不为当时所接受,确实曾有一段时间因接不到委托而穷愁潦倒,也确实受到了委托人的非难而不得已对画面做出修改,甚至退件。然而,委托依然是一项重要的资助手段,委托人是受到敬佩的,艺术家是受到保护的:自由依赖蒙召而为的心情。

     自由的制约还在于艺术家依仗自身的情况把可知可感的视觉呈现归于艺术史。绘画艺术既不是可知的图解,也不是可感的说明。形式和内容仍然是多元的实实在在的因素和解而成,对于事件的交待常常不为艺术家刻意而作,对于构图的元素往往也不为艺术家刻意而为,然而这并不影响你刻意的有所作为。《圣马太蒙召》画面的构图分成两个部分,右边立起的和左边围坐的人物组成了竖向和横向的两个矩形。地点设在一个小酒馆,一扇窗子被油布遮挡了起来而更像是一间地下室,如果不是耶稣头顶的光环和人物的服装不合时宜的对比,人们会把这幅作品混同于表现放贷者和赌徒们围坐在桌边嬉戏聚乐的风俗画。两组人物的位置安排意在不同的空间,适身合体与赤足长衫的服饰也代表着不同的时间,封闭与敞开的活动场景亦暗示着两个世界的心理维系,坚定和犹疑的表情以及指向不同的手势肯定了所有不同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艺术的原则还是生活原则,“被指”和“自指”就是人的自由制约,个人能力面对的是呼召和感应的那个不同的对象——人就成了创造的目的。

     卡拉瓦乔信守艺术创作的原则,同时他也觉悟到所有的艺术原则的指令都共有被指令的命运,所以不在于破坏指令,而在于接受指令的同时直接感召被指令的共同命运。这样他或许就不自觉地越出了既成的原则和指令。卡拉瓦乔过于自然的描写,在当时看来似乎没经过美的感受就直接搬上了画布,脏足污巾、蓬头垢面也构不成理想,陋室寒舍、苦弱贫贱也谈不上教化。然而正像人们认为他的现实主义背离理想太远了一样,卡拉瓦乔同样也认为现实与人们的理想主义距离太远了。虽然卡拉瓦乔艺术形式突出的贡献是他对光线的组织和运用,聚光形成边线明确的明暗处理成为被后人称道的卡拉瓦乔样式,但是卡拉瓦乔艺术形式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把圣经文本注入世俗生活的倾向。卡拉瓦乔狂放不羁的个性无法形成一个围绕他的流派,事实上他对欧洲绘画传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尤其是他把圣经文本注入世俗生活的倾向深深地影响了伦勃朗(Rembrandt)。

     艺术在生活中的价值怎么说也不为过,依据《圣经》文本的文字叙述:耶稣呼召了利未之后,同在屋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回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 5:31-32)这段描写容易让人们注意到《圣经》文本的教理,卡拉瓦乔的绘画更容易让我们注意到呼召的事件。我们只能悔改,我们脱不去罪性,在指指相扣的指令组建的社会结构之中,只有悔改之诚,没有清白之心。我们可以怀疑社会的“指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指令”的社会。通过《圣马太蒙召》一画中耶稣呼召的手势,启示人类被指令的共同命运:我们都在接受同一个指令,所以我们要互相尊重,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我们怎样承认别人的自由,怎样寻求平等的基点。借此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我们心中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意识,如果只是增加学识、智慧、涵养,没有这一悬起的呼召的手势,我们只有互相斗争,一个比一个身心健全。我们不是面对他人的不义,而是面对自己的内心障碍。

     有一个文化观念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生活的现实是我们都站不到上帝的面前,那就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指令中领悟被指令的平等,迈出地下室的门槛,在死亡之时被召唤到上帝的面前。

王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