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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傈僳族人的《圣经》

    阿兰·库克(Allyn B.Cooke),1896年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洛杉机圣经学院,1918年参加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成为传教士。他来中国后,立志到西南山地少数民族中传教,1920年在云南被任命为牧师。经英国传教士傅立叶牧师介绍,他于1922正式开始到傈僳人聚居的乡间工作,足迹遍及该省几乎所有有傈僳人居住的地区。从1918年首次来中国,到1947年离开怒江大峡谷的里吾底村,除去短暂的休假,他在云南度过近三十个年头。

    阿兰·库克,汉人称为杨思慧先生,是专业神职人员,也是一名学究,他的时间除了宣教、与教民见面,大部分都消磨在书斋里。热情开朗的库克夫人(Leila R.Cooke),也被为伊里沙白或杨夫人,则擅长与社会下层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沟通。他们在汉族地区传教时,充分了解了中国风俗,向中国农民学习自给自足的生存之道,并乐此不疲。

    英国人傅立叶(J.O.Fraser)据说是第一个接触傈僳人的传教者。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来到傈僳人聚居的滇西地区,并于1938年在那里去世。傅牧师开始在滇西传教时,傈僳人尚无自己的文字。在这位英国人的头脑中,于是产生了创造一种简易的傈僳文字,以便使傈僳人直接读懂《圣经》的念头。另一位牧师,缅甸的巴东也参与了傈僳文最初方案的设计。但将基督教义用新创的傈僳文,编写成今日傈僳族教民手里的《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的,却是步他们后尘而来的库克夫妇。

    1933年,库克夫妇与他们在当地的助手旺丽夫妇历经艰辛,终于来到属于今日怒江州福贡县的里吾底村,他们把家安在里吾底坡的一个平台上。里吾底的老人回忆道:库克牧师的家是一幢向阳的房子。西房是卧室,中间是客厅,也是他们的工作室。东间是厨房,外间是医药室,宽敞的客厅通着外面的阳台。阳台对面是一大块园子,四周围着竹木栅栏,园中种着白菜、葱、蒜、辣子、菠菜等蔬菜和草莓,园子一角栽着一棚洋丝瓜,由于土质好,精心护理,所种的蔬菜都长得很旺。当时的傈僳人尚没有种菜的习惯,看到牧师家种的菜发得很景气,就向他们要种子,请教种菜的方法。库克夫妇很慷慨地将种子送给各人,耐心传授种蔬菜的相关知识,里吾底人从此学会种菜。

    史富相是经库克夫人接生的里吾底孩子,壮年时期曾经担任过福贡县县长。据他回忆,库克夫妇虽然受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派遣和资助,然而在里吾底,他们基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对夫妇并不像那些内心焦虑、急功近利的福音传教士,他们忠实于上帝,同时不缺乏面对苦难的现实世界所需的爱心耐性,他们要以自己的生活作为示范,对傈僳人产生影响。除了粮食从外面购买,他们自己种植水果和蔬菜,从外面引进许多傈僳人从未见过的品种,其中包括西红柿、茄子和青菜。他们还养了一匹马,几头奶羊和一群鸡,基本满足了日常的需要。老人们回忆说,正是看见他们充实愉快的生活,傈僳人才更相信他们、更愿与他们接触。

    理吾底人很少有人叫得出牧师和夫人的英文或汉文姓名,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管牧师叫“阿益打”,意为“尊敬的大哥”,管夫人叫“阿子打”,意思是“尊敬的大姐”。在他们眼里,阿子打多才多艺,最具亲和力。她擅长弹奏风琴,常在丈夫演奏小提琴时为之伴奏,还喜欢绘画和剪裁衣裤,同时又是位妇幼科大夫,为村里的农民治病送药。农民的妻子生孩子前,她向那家人打招呼,到时亲自去接生,这是她特有的传教方式。傈僳人原只懂得以杀牲祭鬼驱病消灾,被阿子打治好病并入了教的山民,自然与信鬼好巫的从前告别。史富相童年时,舌头先天有轻微的畸形,故发音困难,阿子打为他做了简单的矫形手术,他才得以恢复正常。阿子打还将文娱和体育活动带进了傈僳人的生活,她的两个孩子,大卫和约瑟,也都生于滇西傈僳人聚居地。

    为了翻译《新约全书》,阿益打和阿子打决定学会全部傈僳语。“不论遇到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用傈僳语对话,听不懂的词语一句也不放过,一问再问,然后用笔记本记下来,还特向民间艺人求教丰富多彩的词汇、词语。”晚年的史富相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在木城坡村有两个很会唱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杨主动找上门请两位老妈妈唱傈僳调子,开始两位老人都很拘束,后来就壮着胆子唱了几天,杨思慧夫妇都一一作了记录。通过收集整理傈僳歌曲,杨思慧夫妇感到傈僳调中的语言对偶句式与《旧约全书》中‘箴言录’和‘大卫诗’的句式很相似,连打官司时也用对偶句来陈述和发问,这是最有特色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很珍贵的语言。杨思慧夫妇根据两位老人唱的对偶句式,修改整理了赞美诗歌集,还翻译完成了《旧约全书》中精选出来的一本小册了。”

    在他们来到里吾底的第二年,怒江峡谷诞生了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座建筑物,那便是可容纳几百人活动的里吾底大教堂。该教堂既是传教场所,也是一间大教室,除了屋项有一副木制的十字架,别无装饰,也即我们今日熟悉的,遍布于大峡谷所有村落的新式教堂的雏形。

    阿益打和阿子打一面传教,一面与傈僳人朝夕相处,过中世纪的农耕生活,他们与中国边远地区这个淳朴民族之间产生了挚爱的情感,以致当他们赴省城昆明办事,或返回美国度假期间,无论是里吾底的村民,还是牧师夫妇自己,都感到那段日子过于漫长。由于思“乡”心切,加之难以搭乘在当时极为稀缺的现代交通工具,库克夫妇和他们的傈僳族助手曾徒步从昆明返回他们在怒江的家。他们花了十天,从省城走到大理,从那里到保山,又走了八天,再从保山步行十四天,最终返抵里吾底村。

    翻译《圣经》和赞美诗的工作一直在继续,与整个过程相伴随的,除了田园诗般的欢愉和喜悦,更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苦难与悲怆。先是牧师夫妇抚养的一名孤女因病离开了人世。那位金发女孩只留下了傈僳文姓名,村里人叫他阿杜玛。她爱唱爱笑,爱穿傈僳人的麻裙,常与村里人一同上山采摘野果,完全没有牧师养女的优越感,也从未流露作为孤女的苦闷和忧伤。在阿子打教唱赞美诗时,她与杨牧师的另一名养女总在一旁伴奏和领唱。死神却在其不满十七岁时,攫取了她。死后的阿杜玛被村民埋葬在杨牧师家菜园一角的栅栏下面。

    继而是他们最亲密和得力的傈僳族助手旺丽,因一次外出砍竹不慎失足,摔成重伤。阿益打和阿子打亲自带领抬担架的村民,夜以继日,经过漫漫长路,将心爱的朋友送出大峡谷,前往有医疗条件的地方医治,旺丽却在途中病情恶化,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在场的傈僳族和怒族教友泣不成声,阿子打为生前刚被立为牧师、改名摩西的旺丽合上双眼,悲恸地抬着死者的手说:“唉,多次用傈僳文誊写《新约全书》的摩西之手啊!”

    《新约全书》的译校尚在继续,山外却传来新的噩耗。库克夫妇的挚友傅立叶牧师于1938年9月在保山逝世,这位英国人生前,曾在里吾底与库克夫妇共同度过许多难忘时光,从阿子打的深情缅怀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与里吾底人已水乳交融:

    “他博学多才,我们在里吾底的生活因他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傈僳人尤其喜欢他用傈僳语同他们交谈。他会安详地坐在我们那架简单的小风琴前连续弹奏,从肖邦的波洛涅兹,到贝多芬的奏呜曲,全村的人都被他迷住了。……傅夫人来里吾底前还在为‘给养’的事担心,她哪里知道,热心的村民送来的乳酪、茶和其他的物品,已经令我们应接不暇呢。”1)

    苦难并未到此结束,在史富相用汉语写作的回忆录中,我们读到了更令他们痛楚、悲伤的一页:“杨思慧之妻阿子打是位和蔼可亲的女牧师,也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能说一口流利的傈僳语。每到礼拜天,是阿子打最忙碌是时候,信徒群众因病要药的人特别多。但她从不急躁厌烦,总是耐心地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看病,给药,打针。平时群众患有疾病或妇女生小孩,只要喊到她,不论白天黑夜,她都去病人家看病。她对小孩怀有一片慈母之心,每年都主动召集家长,为他们的小孩种牛痘或打天花预防针。她给群众看病治病,从不要报酬,总是无偿地服务与群众,深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她还经常举办妇女培训班,传授妇幼卫生常识,包括如何操持家务,如何接物待人等方面的内容,使当的傈僳妇女获益匪浅。然而,好人薄命,这位德高望重的女牧师,在一次到南安甲教堂讲解《圣经》途中,由于走远路过度劳累,引起她身上的刀口发炎,被人搀扶着回家。后因杨思慧牧师外出未归无人护理,于1944年4月离世了,等到送葬的日子杨才回到家。杨思慧和当地的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把这位受人敬仰的女牧师安葬在她家园子中。……1947年,杨思慧的大儿子大卫来里吾底看望过他母亲的坟墓。”2)

    这段记述使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对她的双亲的回忆。赛的父亲安德鲁是中文《圣经·新约全书》的翻译者,他在中国东部一个叫镇江的小城布道,并终老于斯;而他的妻子,赛珍珠的母亲凯丽的形象、气质以至行为举止,倘叙述与里吾底的傈僳人听,他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她除了做虔敬的上帝之仆,更从亲身的体察意识到,苦难者的灵魂固然需要得到拯救,而他们的身体也同样须给予关切。她是布道者,也是妇幼医生、教人认字的老师和普通的母亲。她同样没再回自己的祖国……

    里吾底人记得当年阿子打哀悼旺丽的情形,现在她却成为全村悲悼的对象。教徒们呼唤着她的傈僳名字,不信教的人也为村里失去了这位助人为乐、和蔼可亲的妇人而哀恸。阿益打仍在继续傈僳文《圣经》的翻译,在他每日伏案工作的时候,眼前不停浮现出已故的傅立叶牧师、旺丽、阿杜玛和阿子打的面容和身影:在一种愉快的气氛中,虔敬而忠厚的摩西正在誊写译文,聪慧贤淑的Leila正在斟酌词句,声音悦耳的阿杜玛正在吟唱刚译好的歌词,英国人则语重心长的告诫:要把《圣经》翻译好,没有傈僳人参与是绝对不行的,大堂里充满欢声笑语。

    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围绕着他的只有孤寂和黑暗。他时常想乘风而去,与爱妻会合,以致难以自恃,从工作室疾奔向村外高耸的绝壁,回望里吾底,只见炊烟袅袅,牧归的傈僳人正在沐浴着夕阳,缓缓由山麓向台地上的村庄移动,从视线中经过的山民,即使隔着几百米,也恭敬地向他们的牧师问安致意。上帝赐予了这个民族惊人的美丽,他想,而阿子打仍在他们中间。在那一刻阿益打感觉到,他对上帝的爱,对傈僳人的爱以及对亲友的爱已融为一体。他感谢上帝的差遣,令他得以与傈僳人相濡以沫地度过这段难忘人生。为他们完成傈僳文《圣经》翻译,是他毕生最大的使命,也是他与妻子的约定。

    阿益打原来打算只将一个有选择的《圣经》简明译本留给傈僳人,他担心原封不动地翻译古犹太民族的经典,不易为质朴的傈僳人接受。《新约全书》译出之后,他本以为工作可告一段落,傈僳信众却主张将新、旧约通译出来。阿兰·库克牧师于1947年离开中国,《新、旧约全书》的翻译由他培养的傈僳族教牧人员继续着,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60年代。1968年傈僳文《新、旧约全书》在香港正式出版,被誉为傈僳族文化史上一件盛事。此前,阿兰·库克在美国俄勒冈州审阅、修订了全书。

    库克牧师离开里吾底村时,基督徒在该村人口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十五左右。半个世纪后,整个大峡谷大部分傈僳村落,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在我熟悉的赤洒底和阿塔斯朵村,教徒意味着除少数生意人之外的全体村民。然而教徒携带的那两部厚书上,并未印上述翻译者的姓名,阿益打、阿子打的故事,仅在里吾底的傈僳人中以口头相传。阿兰·库克于20年代开始翻译这两部书的时候,Sinderwood公司为他特制了一部傈僳文打字机,直到九十岁高龄时,他仍坐在那架打字机前,编写《圣经》讲义,然后分别寄给各地的傈僳族教会。他在去世前,特意请人将那台打字机转交远在缅甸的一名傈僳族弟子,表达他对那个在他的国家鲜为人知的亚洲少数民族的思念。

    我亲耳从傈僳人中听到阿子打的名字,是在1998年。我按原路踏勘了当年阿益打和阿子打从既江西岸上山去里吾底的路线,那条路比我预想的艰险漫长。里吾底的实际位置使它并不能直接面对奔涌的怒江,一道岩石山体犹如屏风,隔在怒江与里吾底所在的高山之间,绕过它才能找到隐蔽在密林中,通向里吾底的盘山小径。

    七十岁的阿普加老人曾是阿子打的学生,老人将我领到恩师阿子打在里吾底活动的旧址。曾经在怒江大峡谷声名显赫的“里吾底大教堂”,经多次翻修已面目全非,它现在看上去,只是整个大峡谷无数乡村教堂中极普通的一个,而阿子打和阿益打的住宅,也已荡然无存。虽然里吾底人对他们的敬仰与日俱增,但显然尚未形成保护“文物”的概念和意识。

    阿普加的童年回忆充满温情:十二岁以前,他白天放牛,晚间到阿子打的夜校念书。洋人从开始起,便喜欢采取他们擅长和习惯的“物质刺激”小伎俩,以笼络人心。阿普加说,在阿子打的夜校所学功课,有傈僳文、算术和英文,阿子打鼓励孩子们将所有课文背下来,每完整背下一段课文,可奖励一堆糖果或一枝铅笔。大体上,阿普加所言,并未超出老县长史富相的回忆录涉及的内容,他只再三回忆杨牧师夫妇与里吾底人如何同吃同住,相亲相爱。

    “没有一个外面的人能在里吾底住几十年,” 阿普加说,“他们来的时候,就已准备老死在里吾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

    他说,阿子打的一个儿子曾于1994年再度从美国来到怒江。但已经老迈的阿子打后人,没能走到里吾底,他在靠近江边的地方,已被高山反应击倒。阿子打的儿子只能在山下遥望云端中的里吾底,向他的母亲致意。

注释:
1、 Geraldine Taylor, Behind the Ranges, First Published 1944,OMF Books
2、 史富相:《傅能仁、巴东和杨思慧夫妇》,《福贡文史资料第七辑》。
*本文为边缘部落丛书《福音谷》中的一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林茨